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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 Keating ,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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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國民黨。第三篇 - 高雄事件和其後

2008-01-20

在中國的政權 特權 與既得利益﹕學不會的教訓及不願正視的歷史包袱
權力﹐特權﹐與既得利益犧牲它們是多麼困難﹐即使在面臨為國為民的崇高理想時。然而,民主的本質就是必須不斷的犧牲它們。為什麼? 在民主制度社會﹐權力與特權不屬於任何黨派階級或個人﹔而是屬於全民。 它們並非與生俱來的權利﹐ 也不與由家族財富或社會地位帶來的權力。它們是由全體人民,以其自由身份與民主制度而產生的權力,授予被選擇的公職人員。但是,如果沒有達到民主的目標,公職人員的權勢及特權也很容易會在下次的選舉中被拿走。每一次舉行一個自由的選舉,這些權力就有被合法移轉輪替的可能。 公職人員必須一再不斷的以服務品質來贏取人民付予的權利及信賴,因而得到權力及特權,這並不是什麼與生俱來的權利。從過去的歷史來看﹐這大概是國民黨最學不會也無法接受的課題﹔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任何深受孔學精英主義的階級組織及文化傳統薰陶的人物或黨派。

如之前篇章所述,我在一九八八年初到臺灣時﹐當時戒嚴令才剛剛廢除。一黨專制仍然存在。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的非法組成,尚在被容忍階段。警備總部的憲兵仍在街道上巡邏。執政當局以警戒心態,哨兵與警衛仍然在橋頭站崗駐守防止破壞行動。人民謹慎小心唯恐隔牆有耳。那些就是我初步認識的真正的國民黨,當時他們塑造的肅殺氣氛,以及在民主發展中,舊習慣如何頑抗不退。

表面上看來﹐當時台灣運作自如宛如任何正常國家。我的同事和我一邊忙著應付通常在辦公室內都會有的爭權奪利的氣氛中,一邊忙著臺北市捷運的規劃及建構,現在捷運對臺北交通貢獻良多。辦公室外在的世界裡﹐人們照樣忙著賺錢談戀愛享受美食。夜市的發展更是熱鬧繁榮。在經濟發展迅速的表象之下﹐ 當時的我並沒察覺到﹐巨大的政治變革正在悄悄展開﹐而台灣長久以來為爭取民主的奮鬥 所付出的強烈苦痛 終於開花結果。

在各種對政黨的評估分析中,少不了視野剖析、思維(範例)、及進展這三項因素。要評鑑其視野剖析——剖析人物及其行為不能分開,而是由其過去的歷史,各種外在交互的影響,行為模式,以及其言語、行為、及造成的結果是相異或相同來全面觀察。思維範例——我們用來了解事實並據之以運作的觀點,在面對現實時 知所進退的依據。不先了解這兩點就無法了解系統與民眾。而所謂進展——指的是斷論及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根本無法下判斷或沒有最終結果;儘管有其黨派、其人員的舌燦蓮花及裝模作樣,在事情結束後,確實產生的結果才算數。

對於國民黨的視野剖析,還在很早的時候,當我面對新聞自由及自由取得資訊的重要性時,就看出第一個端倪。在公立大學圖書館裡找資料之時﹐驚愕地發現有人居然不辭辛苦搜遍所有的百科全書籍並把任何裡頭有關共產主義﹐毛澤東和任何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料字眼或參考資料,全部以黑筆塗抹完全劃掉。其他圖書館也是如此類似的封鎖。我豈不是身在西方媒體誇為 ”民主堡壘”﹐”亞洲自由的捍衛者” 的台灣嗎? 怎麼連提一下不同的歷史解讀及思想都無法容忍 而被封鎖了?

當時我不由自主的懷疑是何種政府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的隱瞞這麼顯而易見的公開資訊。接踵而來的疑問是,什麼樣的領導者會要求屬下花時間做這樣的事﹔最後的問題是,這些屬下是如此的討好領導者,那麼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這可算是我了解國民黨心態及歷史的眾多入門課程的開端。

從一個國家是否有致力保障新聞媒體的自由就可知其對民主政治認真的程度。在一個民主社會,選民必須有充分的資訊,才能做出好的選擇。而要得到充分的資訊,首先必須取得所有的觀點及意見。任何經歷過水門案﹐越戰﹐伊拉克戰爭﹐恩隆案的人﹐都能明瞭新聞看出新聞自由的必要及重要,有新聞自由才有發掘真相的可能。同樣的,公民也必須具有能經常對執政當局質疑, 要求其為其政策辯護的權力。一個國家民主言論自由的指標由它能容忍多少位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般的人物來判斷出來。

在人民解放軍足足「解放」了半世紀之後,臺灣海峽對岸的人民為什麼還不能自由資訊及言論,這個問題暫不置評。現在,我們來看有關國民黨,高雄事件,及出版刊物如美麗島雜誌等議題。

一九七九年中美麗島雜誌與其他類似的雜誌不斷在發表刊登 提倡民主及挑戰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文章。雜誌社履次遭襲並被勒令關閉﹐但是,他們已經籌劃好要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紀念日當天在高雄舉辦一場台灣人權示威活動。警備總部與警察早知此事並很早就在籌劃對策 計劃要製造一個「暴動」事件。如此, 他們可理直氣壯的把所有不管跟美麗島雜誌或人權集會有無相關的政治異議人士一網打盡。一切按照計劃劇本進行。利用混入群眾中的便衣警察,警察假裝攻擊便衣警察,引發群眾不滿而發生打鬥情況。多人被補, 政府打算以政治異議份子大審來顯示給全世界看它有多麼的公平開放。

可是時代已經改變了,消息一直走漏出去好一陣子。即使面臨著機場的行李搜查﹐無數的教會組織﹐尤其是基督教長老會以及有心的外國人士﹐早就把把臺灣許多迫害人權的事實及與真相報告 悄悄地挾帶出境﹐ 這些報告歷歷舉證台灣人權所遭受的劫難。高雄八人被審判了﹐政府原本宣稱「無懈可擊」的案子竟然出其意料之外﹐越來越不妙。被告宣稱被迫簽下筆錄認罪而當庭翻供。因審判而引致的疑問居然還多出發掘出的答案。被告及其辯護律師群(大部份辯護律師在民進黨發展過程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利用法庭辯論的時機﹐大爆司法其他的不公的內幕事實。借用眾多外國觀察員之一的話:「我們等待政府拿出有關無懈可擊的的證據,結果什麼也沒有」,那無懈可擊的證據未曾出現

在一九六O年代,一九七O年代,及一九八O年代,有關外國人涉入臺灣人權奮鬥的第一手紀錄出現在二OO三年十二月八、九日舉辦的「回憶及感恩之旅」的會議報告,第一卷及第二卷,由臺灣民主基金會出版。

然而高雄事件的八名被告「帶頭者」還是被判長期徒刑, 關在綠島政治監獄。許多其他所謂「叛亂份子」後來也受審被關﹐可是反對運動仍然持續不斷無法遏止。國民黨只能控制臺灣的媒體﹐ 卻無法控制外面的世界。

國民黨當時站在十字路口左右為難。若回到過去的鎮壓手段,引起二二八事件之聯想,不容易奏效。白色恐怖以逮捕 酷刑 不時發生的謀殺來整肅異己, 雖壓抑了反對浪潮卻也維持住了一黨專政的統治﹐可是還是擋不住許多台灣人的前仆後繼。 雜誌及反政府言論還是不斷出刊。像高雄事件般的行動,也不會消失。海外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像一九七O年成立的世界臺獨聯盟一九八O年成立的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 以及 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等等﹐此外還有不少關心人士及國際特赦組織等組織﹐ 怎麼隱瞞得了 。甚至連國民黨內有良知的黨員也看清也看得出來國民黨是說一套做一套的矛盾。

另外還有一個不能走回頭路的理由, 即要讓台灣經濟奇蹟持續成長的必要。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國民黨不再能只用少數自己人控制,或做每一件事,因此在較低階的職位開始起用臺灣人是合理的解決方法。而從實際的角度,也可多少說是本土化來為公關做解套 。由於國家經濟的成長,發展經濟,需要受教育的人民;因此國民黨每年送出成千的人到美國為首的許多國家留學 以取得需要的學位及知識。其實這是帶有風險的政策﹐ 因為海外留學生一出去就有機會接觸讀到完全不同的台灣歷史觀﹐但是,需求勝於風險。

為了彌補這種缺失,國民黨廣泛地採用校園間諜,觀察且報告微小的事,諸如誰在圖書館借出什麼書;誰在校園參加什麼聚會,誰加入什麼組織,也監控審查學生進出國家的郵件。如果他們不能以支付教育費用來誘引學生做校園間諜,他們會用恐嚇方式,諸如扣押出境許可,恐嚇仍留在臺灣的家人,甚至把不聽話的學生列入黑名單 (不核發再入境許可)。這種在國內及國外精密龐大的間諜特務網及控制系統,所費不貲,然而,國民黨有幸控制所有國營事業。臺灣經濟奇蹟也提供資金給強勢的一黨專制政府。

在這個時候,很多臺灣人父母送他們的孩子到海外留學時,告之以悲哀沈痛的訓誡。其一,由於國內政治的腐敗及專制,告誡孩子不要參政,寧可他們拿理工學位﹐因為這樣多少在職場上可以比較不受政治干預 也容易融入其它文化。其二,告誡他們的孩子在國外尋找更好的人生,即使他們將不再能回家鄉。其三,許多家庭也不得不接受列入黑名單的孩子或專長的親人 以致於在父祖輩至親去世也無法回鄉奔喪的現實。在臺灣的家人也認命的安於這種情況。

同時期,發生了數起眾目昭彰的謀殺案。有因參與高雄事件而坐牢的林義雄家人遭慘殺 (林宅血案一九八O年),有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及國民黨批評者陳文成的離奇死亡(一九八一年),及寫書批評蔣經國的劉宜良(江南)在美國加州被暗殺 (一九八四年),這一切都顯示警備總部自以為大權在握可以隨意濫殺。這些死亡象徵著國民黨下屬如何背離民主,無所不用其極反而努力去滿足他們的領導者,這些被害者也敲響了給台灣人的警鐘,不論他們在臺灣島內或在海外,反對一黨專制政府,生命就不能受到保障。

國民黨曾經多次先發性的阻撓民主發展,前兆之一便是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取消了的立法委員選舉。 美國當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入侵威脅聲四起。可是反共牌不能無止境的打下去。國民黨對戒嚴令越來越無法自圓其說﹐ 最後終於在一九七八年解除。光靠口頭陳述臺灣是民主的,不足以攔阻外來的檢驗 批評的聲浪。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奇蹟都是奠基於一九五O年前 早就廢止了戒嚴法並奠立了民主政體。與臺灣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

如何在製造出民主的形象,同時還能繼續維繫其權勢及特權結構成為國民黨真正最大的挑戰。

為了全面掌控,國民黨做了許多措施,包括維持國民黨對自己及對臺灣的範例思維範例及偏見。外省人的國民黨看不起臺灣本省人。台灣自古 (在十七、十八世紀)被視為海盜、獵人頭者、及無知農人的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蠻荒之地 ﹐後來即使被劃為清朝的一省 也不過十年之久

基於這種偏見,外省人逐漸發展出一種自大優越感的情結,其普及程度,至今仍影響很多外省人對本省人的態度。 同時又因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他們更無法信任台灣人﹐以為日本統治打斷了中國傳統儒家教導的順臣心態﹐腐化了這些低賤本省人的忠誠度。

在這麼多思維範例裡被刻意遺忘的恐怕就是台灣的日治史觀。 當時的台灣基礎建設遠比中國優越 這是連陳儀在一九三五年都承認過的。 當時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之下下早已發展到有本土的高級知識分子。事實上這些所謂「優越心態的」的外省人當時是被毛澤東的農兵趕出中國﹐垂頭喪志逃到臺灣的。他們無法面對上列實事。

為了合理化維持他們的統治,並隱瞞他們的過去,國民黨必須堅持他們的範例思維,加強他們的地位,並聲言臺灣人不適於當統治階級。其中的一個方法是繼續助長其民族救星的形象。他們不斷的倡導,終有一天他們會收復大陸。這種作法幫助他們統御及增強他們自己國民黨員的忠誠,使他們不去思考所困擾的問題,例如「首先,為什麼我們失去中國大陸?」里昂大學 (Lyons University) 的高格孚博士 (Dr. Stephane Corcuff) 曾經從各種角度描寫中下階層外省人面對的困境。

為進一步增強他們自大優越感的思維範例,國民黨堅持北京話是島上的官方語言。在課堂上講台灣話的學生會挨罰。國家控制的媒體及電視臺,不允許放映介紹臺灣人物或有關臺灣的節目,除非以詆毀貶俗的方式。

最後則是控制學校的教育。國民黨可以用自製的宣傳及自編的歷史解讀,來塑造年青人的思想。許多台灣人﹐當時在老師教導下﹐為蔣介石的逝世而落淚﹐認為蔣是偉大的領袖。時至今日﹐在他們發現了這個大騙子的真相之後﹐ 他們恨透了當時掉的眼淚

即使是違背憲法的 除了蔣介石及蔣經國有終身的總統職位外,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及監察委員也都擁有終身的特權及資格,享受榮華富貴 。這些人本來在一九四七年被選出時,只有短暫的三年到六年任期而已,但是國民黨以不能在中國大陸再舉行選舉為理由,授與他們終身職。因此國民黨的核心人物,只有蓋橡皮圖章的極微任務,為政策護航,卻擁有一個金飯碗,從接收日本人的企業和財產為戰利品所得利益。天下還有更好的生活嗎?不論是特權助長了既得利益的意識,還是既得利益的信念助長了特權的需要,其結果都是相同的。

此時,出現一個備受爭議但十分重要的人物,李登輝。他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在國民黨裡逐漸嶄露頭角。在任職為行政院政務委員,臺北市長,及臺灣省主席時,李登輝以表現證實他的能力,受蔣經國欽點為副總統與接班人。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繼任為國民黨黨主席及臺灣總統,一九八八年到二OOO年。現在李登輝成為國民黨強硬核心份子(指深藍)唾棄的對象,然而,可是巨大的民主進步也是發生在李任內。

李登輝任職總統時期,做了多項決定性的大事,其一是在一九九一年廢除一九四八年的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在臺灣終止對中國敵對的關係。同時也終止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的終身職。在一九九五年,他代表國民黨正式向臺灣人對二二八事件道歉。接著,在他的主導下,人民得以直接選舉總統,而不是由黨的代表推選總統 (一九九六年)。他提出兩國論(臺灣海峽兩岸有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公敵。

李登輝為臺灣的民主發展提升了公平競爭的機制。從民主的觀點來看,國民黨著實應引以為榮 相對地從他們失去特權的立場來看,我們能瞭解他們何以對他如此憎恨。

早在一九七三年,開始進行十大建設以改進台灣內部的基礎建設。台灣剛失去聯合國席位時,國民黨的核心人物,也開始覺悟反攻大陸的越來越遙遙無期。在多位盡職國民黨員的努力下,基礎建設繼續獲得改進,同時,對黨的過去及現在的政治壓迫,逐漸採取一種「不聞不問」的態度。

在評估國民黨的實際表現時,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議題。在長久的歷史中,每發生一個我們當然可以說當時所行所為乃時勢所趨﹐ 不得已也﹐ 或那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暫時而已﹐ 或非常時期不得不。也許可以容許某一個意外事件暫時延宕民主一年,兩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然而,如果民主被延緩十年,又十年,又十年,直到一個世紀,那麼國民黨的可信度不僅只是動搖,而且將會崩潰。同樣地,任何一個意外事件,可以解釋為是一個例外,但是,累積了數百個又數百個的意外事件後,人們終於恍然大悟,例外變成普遍的規則的常態,而不是規則中的意外。這就是國民黨的歷史包袱。

這個包袱如船過的痕跡,是無數的未揭露的臺灣人的生命,他們因為坐牢,死刑,黑名單,歧視等原因,失去了家人,名譽及事業也因此被摧毀了。如果中階層的國民黨員對這種情形無所知悉,那是他們採取普遍的不聞不問態度所使然。也許他們的規模不及那些住在達浩 (Dachau) 或別的集中營外面的德國公民那麼多。然而那些國民黨中階黨員,對於國民黨在臺灣佔有的優勢,他們根本就生活在這種環境中,並參與國民黨的支配臺灣,從中獲利。這同一批人中,今天仍有許多還在政府部門工作。

我們可別以為往事到此為止。從下列的幾項事實,証明今天仍然存在著那些殘留的特權,優越感的思維,以及既得利益的要求 比比皆是﹐隨手可拾:

連戰及宋楚瑜,兩位泛藍陣營的領導者,也是二OOO年及二OO四年兩次總統選舉的失敗者,刻意避免參加陳水扁的就職典禮。

連戰仍然不承認陳水扁贏得二OO四年的總統選舉,儘管他的黨打輸所有的選舉官司,他仍然拒絕稱呼陳水扁為總統,只叫他為陳先生。

國民黨終於在成立百年後第一次以自由民主的方式在二OO五年七月選出了黨主席。還
特別為此順延了一陣子 好讓連戰以黨主席的身份訪問中國能風風光光的訪問中國 。

還有仍然活著的人,他們本身牽涉到或知悉,誰在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時期犯下殺害及監禁無辜者的罪狀,但是他們依然保持緘默,以掩護他們自己的、朋友的、及黨員的罪行,並保護集體的特權

關於黨產及還有多少非法獲得的財產,國民黨仍然拒絕誠實以待。資深黨員甚至拒絕新黨員插手黨產事務. 多年來, 國民黨黨性不變。在中國,國民黨不願意接受民主﹔在臺灣,必須被連拖帶拉又踢又叫才將民主端上檯面。國民黨內,仍保留著強硬核心派,他們只懂得權勢、特權、及它優越的既得利益。
譯自Taiwan- The Struggles of a Democracy- THE PAST page 42–49 published in July 2006
Power, Privilege and Entitlement in China
Unlearned Lessons, Unacknowledged Baggage—the KMT Part III, Kahoshiung and Bey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