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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 Keating , Ph.D.儒家學說的黑暗面2008-01-02孔子之名跟中華文化思想哲學﹐幾乎等量齊名。他在九月二十八日的生日﹐在台灣被當成教師節來慶祝。生於春秋戰國末期(西元前551–479)的孔子可說是中國最受尊崇又最有權威的中國哲學家。 所以﹐誰沒事幹 敢來批評或甚至對他的教誨來下戰書﹖ 更何況這跟當代中國政治又有何相關﹖ 道家會很簡單的回說﹐”在人必稱善之時﹐惡已隱乎其中”陰陽一體兩面 不過我們在此不妨精確一點來檢視。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好了﹐孔子與其弟子孟子(西元前372–289) 的學說是在西漢時期(西元前206—西元後8年)才開始在中國社會得到官方認可的獨尊地位。漢武帝在西元前124年成立了五經博士制﹐官員必須特別學習儒家思想﹐為期一年﹐通過考試後才得晉用。這也是文治政府科舉考試的起源。從此儒家學說奠定了國家意識理論與制度的基礎。 到西元後618–807時的唐朝﹐孔學已在文治政府科舉考試裡牢牢紮根。從地方省份到中央﹐想在中國謀求一官半職﹐不管你為信徒與否﹐都得把孔孟學說熟悉到能倒背如流的程度。孔學地位崇高有如聖經﹐至不濟也等同國家基本教義。這種情況﹐即使在中國國祚(而非文化)已亡而成了蒙古及滿洲王國的一部分﹐仍然一直持續不斷。 在兩千年後﹐儒家思想之所以會根深蒂固的融入官僚體系並因而成為文化的一環﹐當然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人民從小就接受儒家的社會階級劃分﹐並被教導和諧之道在於順服的美德﹔我們待會兒就要來細究這種有如金字塔般順從的行為模式﹐它一級一級劃分下來﹐多數人服從少數人。這對皇帝與國家官員的好處簡直是無以復加。想想吧﹐他們一旦精通這種體系﹐就可名正言順高高在上隨心所欲的對其他所有的人頤指氣使。誰不希望這套制度永存不朽？ 當然儒家思想並非中國唯一有影響力的傳統思想。法家起源於孔子逝後﹐西元前三四世紀。法家在秦代(西元前221–207) 極致發揮的全盛﹐思想本質與目標均與馬奇維利注重現實理論符合﹐它強調的是人性本惡﹐以法施教。這個學說對權力專精 – 如何取得權力﹐如何維繫權力﹐還有如何以權力來控制人民。國家對任何混亂與異議都沒有容忍餘地。 大家公認西元前233年的韓非子為集法家之大成者。儒家強調人性本善﹐法家則認為人性本惡。這兩個學說的理論大相徑庭﹐然而有趣的是秦始皇之所以能一統天下而立秦﹐多少是倚賴法家道統以成。 一言以蔽之,法家最重視的莫過于控制,控制,再控制。國家不只需要強人領導﹐更需以法勝民。韓非子說君王所立之法必須是「設民之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之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法家雖因秦朝的短暫與殘暴而早夭﹐不過實際上卻在中國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在這兩個天地有別的思想流派當中到底有何關連之處﹖中國社會裡﹐儒家思想屬於理想派而法家為實用派。雖然它們對人性的詮釋有南轅北轍的差異﹐然其共生的關係卻很吊詭的造成了以儒家世界觀來鞏固法家地位的結果 – 而這也就是儒家的黑暗面。 儒家思想是個封建農業社會的產物﹔目的在於保持這種舊式社會結構的和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認為人生可被視為為五大基礎關係並四種社會階級。這就是我們必須探討的根本。 這五大關係簡單說來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 和朋友。有人說應該再加上個第六個﹐也就是師徒關係。這些關係跟角色有關而無關乎個人人際關係﹔這種關係是固定不變的，並形成階級關係與父權中心息息相關的制度 這裡除了朋友之外﹐其它每個關係都有分階級的高下。一為主一為從。主從皆有其應守的本份與義務﹐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搞錯﹔它再怎樣也還是主從關係。 這四個社群(或可稱為階級地位結構) 為士農工商。學而優則為仕為官。由於以農立國的關係﹐農夫的地位僅次於士大夫﹐很有工作尊嚴﹔順便也趁機補償一下農夫無權的現實。佔第三位的是工匠技藝﹐他們的地位其實可能比苦幹的農夫要來得好些。商人的社會地位殿後 因為他們志在追逐名利(最受儒家學者鄙視)。可是不知有多少人在現實的世界裡主張過,金錢即權力﹐事實反而與此顛倒﹖ 儒家的理想與現實生活有沒有抵觸﹖今天全世界都在擠破頭搶進大中國市場。同時中國工廠也傾銷各式各樣”中國製造“的產品。那些有選擇能力的人中有多少還會自由選擇農夫汗滴禾下土的”高貴“生活﹖有多少會選擇一個”可鄙“卻賺錢的行業﹖這根本連問都不用問。 然而我們現在要回頭來探討一下儒家的理想。它所謂人生被視為一連串的角色關係﹐而非人際關係。關鍵就在這裡了。起初這些角色乃主從關係﹔實際上卻在不知不覺間很快的演變成上下屬關係。隨你怎麼說都一樣﹔不管你再如何從兩極尋求對於責任義務的規範﹐最後的結論, 怎麼樣都是一個在上一個在下﹐一個有控制權﹐一個什麼都沒有。沒有什麼平等可言。 父親決不會跟兒子交換地位﹔妻子決不能與夫易位﹔兄長決不會與幼弟易位。師徒不能換位﹔君臣不能易位 (除非出了革命他被殺了以外)。何以在過去兩千多年來﹐民主與人生而平等的意念,不曾被認同 直到現在才被人接受﹖沒別的,儒家社會結構無法容許它的存在。 這種理想性的階級結構真的那麼糟嗎﹖女人﹐尤其是女性主義者﹐最能夠看出這種相互關係的虛偽。儒家思想裡對角色職分的觀念派給女人做的都是爛牌。在那種社會裡﹐一個女人首先得受其父宰制(一個男人)﹐ 然後再受制於其夫(又一個男人)﹐ 好不容易等到丈夫死了﹐又要受兒子控制(再一個男人)。女人始終必須認命的接受, 並緊守本份。 處於這種地位的女人要嘛就得乖順聽話﹐希冀在上位者會記得履行他應盡的義務﹐不然就得學會如何尋求補償以佔上風﹐有的用狡猾的手段利用別人﹐有的則採取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手法以遂所求。女人永遠無法直截了當的要求別人平等對待。 男人卻始終不缺平衡反制的機會。即使他們身為人子弟﹐總有等到為父為夫的一日 可以在生活中取得平衡。女人可沒這麼好命。 只要在中國社會裡住過一段時日﹐你很快就能發現無論它外表如何禮節繁複互相體念和諧非凡﹐骨子裡卻是著著實實的威權文化。它所謂的關係表面上一副滿腹理想相輔相成的模樣﹐實際上卻是階級主義的實踐﹐充斥著父威深重的專制心態。每逢目睹夫妻離婚﹐幾乎每回看到的都痛苦難當﹐憤恨到了極點﹐因為牽涉到的不只是單純兩個人而已﹐還有肯定或否定個人的人生觀與社會價值觀。無論你從任何經濟政治社會的角度來看,最後的定奪在於有權力的一方 而法家是否仍為中國政治思想重要的一環﹖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夠了。人民的”解放“說是發生於五十五年前的一九四九﹐可是至今多少專政控制手段猶存﹖ 國家仍然是極權的一黨專政。 1989年學生(非急進的革命分子)在天安門廣場表達他們期望參與民主的希望之時﹐他們被無情的謀害﹐整個運動遭到鎮壓。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儒家所謂的人性本善之說。如此法家表現﹐恐怕連秦始皇也會感到驕傲。而像這種及其它以”防止混亂“為名的殘酷手段至今猶現。 連人民的宗教信仰﹐國家也要絕對操控。只不過為了希望能公開集會﹐法輪功信徒橫遭挨打坐監之事曾出不窮。 連對這些年老的 ”反動分子“都沒有信心。政府要任命所有的主教。而為了跟西藏佛教的達賴喇嘛唱反調﹐北京自己挑選第11世的班禪喇嘛。一切都是為了控制﹐控制﹐再控制。 再進一步看看新聞媒體及網際網絡所遭受的限制與持續性監視和檢查。”解放的大眾“到現在還無法自由自在的取得資訊。國家不放心把這些交到人民手裡。國家進行控制的手段﹐數不盡也寫不完。 到底法家與儒家這種奇怪的共生交集何來﹖儒家思想何以會去支持如此具控制性的體制﹖在政治上它產生了一種贏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心態﹔從來就沒有什麼所謂的忠誠反對黨這種觀念。權力一旦建立了就一定要全力維繫其階級制度。儒家的階級世界觀根本就反民主。沒有容納異議者的空間。當然你大可論述失去”天命”皇帝而式微﹐這可是一種委婉推拖的面對腐敗現實的說法 天命根本不在意中國體制和階級地位結構 以和諧為藉口﹐儒家學說讓法家主義者合法化並給他們足夠的時間來鞏固其權力掌控。歷史不辯自明。看看自己稱帝的袁士凱(1916)吧﹐幸而他早死 使生靈免受塗炭,可惜毛澤東則反之。 蔣介石一天到晚在宣揚儒家價值觀﹐可是自己骨子裡卻是十足的一黨專政極權獨裁。他把台灣長久壓抑於戒嚴令下的臭名﹐我已在這一系列文章中提及。 至於中國其它主要傳統哲學思想﹐如道佛之類﹐又如何﹖它們可能對某些君主及人民有些影響﹐可是從未主宰過任何政治中心思潮。不過有趣的一點是﹐道家在高度團體制的中國文化裡點燃了個人主義的火花﹐為過度講求和諧產生的壓力人們可以從道教中找到釋放壓力的安全活門。道家容許個人遁世而逃避到另一境界。 人們日常在私下耳熟能詳的兩句話裡﹐就隱含有道家玄機﹕如「法律是為別人而設的，不是對我」﹐以及「法律只是當參考而已」的。 從另一面來說﹐佛教則提供了另類思考﹐宣揚要關懷家人以外的別人。雖然從純粹儒家觀點來看﹐佛教教義啟人疑竇﹐然而佛教仍受其推崇﹐認為曾一度佔領唐朝首都的西藏人﹐其好戰的天性都因接受佛教而感化﹐並使其不再如此貪得無厭。對中國的政治﹐佛教倒是沒有引起過這麼大的影響﹐它仍然以法家道地的作風﹐尋求統治西藏蒙古台灣等曾被滿清舊朝征服過的領土。 儒家思想本身並沒錯。不過一個人若要確實解讀任何哲學體系﹐就必須超越體系本身所陳述的價值觀念﹐ 而仔細研考底下的理論基礎﹐前提﹐及隨其而來的各種即有的”應用範例包袱”。就拿柏拉圖哲學來做例子好了﹐兩千多年來﹐它一直把西方思想圈在一個過老掉牙時的二元論裡來體驗世界。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擺脫不掉柏拉圖的唯心論。 中國人該何去何從﹖他們其實有個已經打破了往日政治模式的實例可循。台灣早就顯示出民主制度跟中國思想無所違逆。民主在此茁生。然而它來自原居住於島上在台灣的黨外人士﹐ 而與統治的國民黨毫不相干。 臺灣屢經不同的外來統治者的經歷，與中國的歷史不同。統治者之一的日本，早在一八九Ｏ年代統治臺灣之前，在其本國就已經發展成多黨體制並有國會。臺灣爭取民主參政權的覺醒根源於日據時代的背景。當時，臺灣人已有權利選派自己的代表參與日本國會。 海峽對岸的人民有可能從台灣的奮鬥中求取經驗嗎﹖答案是非常不可能。阻擾的因素是中國在歷史與傳統上對孔教的錯誤解讀。這種誤解已經造成文化上的優越感，認定只能從光輝的歷史中求得理念 也使中國大陸人根本無法想像(他們)可以從日治時代沾污的時期中學到任何東西。 台灣和中國對日本的看法大不相同。對中國而言﹐日本永遠都是唐朝時期向中國學習文化的兒孫輩﹐是在唐代跑來取經的學生。老師決不會跟學生易位﹐就如父親決不會跟兒子掉換角色一樣。日本永遠都是不夠看的下屬。 至於要叫北京想想它能從台北(就是台灣)學到什麼也是徒勞。光從滿清曾管轄過部分的台灣這一點說起就好了﹐北京只能從控制的觀點來對待台灣。台灣再怎麼樣釋放善意以期“兩個中國”間能進行公開談判﹐北京都會以法家權術的觀點來回應說它不信任台灣的動機。憑什麼要我們相信海峽對岸那匹狼的動機? 歷史上曾幾何時有過? 那怎麼辦呢﹖ 法家的嚴法控制不是答案。我們應該重新檢驗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 以正確的建立儒家思想所應享的角色。 至少當時語言及文學都得以從傳統裡解放了出來。 至於西方世界﹐學到政教分離是民主發展必要的一部分。基督教仍然為文化理想的一部份﹐然而它不能干涉到民主的參與。 從理論而言﹐在一個完美世界裡﹐無論是基督教國家﹐回教國家﹐印度教國家﹐或儒教國家都無妨。可是我們存在的世界並不是這些宗教及哲學形成的世界﹐未來也不可能達到。可能這些理想化的過去根本就不存於現實的世界上。 儒家思想的黑暗面﹐包括其角色與結構﹐我們遲早都得面對;倘不如此﹐那些擁有法家心態與期待的人永遠都會利用它以遂其利。 Wen Schroeder / Stone譯自 Taiwan- The Struggles of a Democracy- THE PAST The Dark Side of Confucianism 10/12/2004 http://zen.sandiego.edu:8080/Jerome . |